1279年，陆秀夫背起8岁的小皇帝，问道：大势已去，陛下可愿与我跳海殉国？来保我大宋名节，小皇帝哭着回答道：朕也不愿苟活在这世上，随后二人便纵身一跃投入了茫茫大海中。   1276年，元军南下，攻破临安，俘虏了年幼的宋恭帝，大宋的中枢已经崩塌，但江南文臣武将中仍有一批死忠之士不愿放弃，他们扶持皇族宗室赵昰即位，继续延续宋室政权，这位新皇帝不过七岁，却被寄托了整个王朝的希望，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等人成为支撑残余朝廷的核心力量。   这支流亡政府一度在福建福州重整旗鼓，文天祥负责在陆地上招募兵员，张世杰训练水师，陆秀夫则负责管理政务，安排后勤，兼顾教导年幼的皇帝，他们试图在海防线上集结力量，组织反击，南方的百姓纷纷捐粮捐物，希望能保住一线生机，然而局势很快再度恶化，元军熟练掌握陆战与水战配合，推进迅速，南宋节节败退。   1278年，赵昰在逃亡途中病死，年仅六岁的赵昺被匆匆推上皇位，此时朝廷几乎名存实亡，所剩的文武百官还不足百人，但即便如此，陆秀夫依旧坚持给赵昺穿上龙袍，施以即位仪式，象征着大宋的血脉仍未断绝。   朝廷一路南逃，最终退守至广东崖门，这是一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海的海湾，地势险要，是最后可以依靠的天然屏障，张世杰将数百艘战船以铁索连接，组成连环船阵，试图构建一道海上防线，船上搭建起宫殿、营房、粮仓，形成一个漂浮在海上的“行朝”，陆秀夫继续主持朝政，管理军饷，筹集物资，尽可能维持秩序。   然而，这些努力仍抵挡不住元军的进攻，张弘范率领的元军从海陆夹击崖山，安排了严密的水师包围，并调集大量物资长期封锁，起初，他尝试用火攻，但宋军早已在船体外层涂上湿泥，阻止火势蔓延，火攻失败后，元军转而切断崖山的淡水与食物补给，数日后，宋军因饮用海水而腹泻不止，士兵们体力衰弱，战意消沉。   困守崖山的南宋，不仅要面对军事上的绝境，还要应对内部资源的枯竭，据后世考古发现，当时宋军所用的陶釜、铜锅等炊具已经破损严重，说明他们的补给线早已断裂，史书记载中提到，陆秀夫曾焚毁所有宫中文书，防止落入敌手，他甚至释放了部分被俘的元军水手，这一决策在敌方的记录中也有所提及，可见他希望以此减轻敌意，拖延时间。   最终的决战在正月十三开始，元军再次发起火攻，这一次，他们改用沾满鱼油和草料的小船，顺风而来，宋军虽然准备充分，仍无法完全抵挡，战火迅速蔓延，船阵中烟尘滚滚，士兵阵亡无数，元军趁乱冲破外围防线，宋军腹背受敌，防线全面崩解。   陆秀夫一直坚守在御船之上，据史书所载，他将传国玉玺绑在赵昺腰间，据传，这枚玉玺乃秦始皇传下，刻有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八字，是中原皇权的象征，陆秀夫此举，意在让皇权随着皇帝沉入海底，不给敌人利用的机会，他深知，一旦小皇帝被俘，大宋的尊严将彻底沦丧。   在战局彻底崩溃的那一刻，陆秀夫背起年仅八岁的赵昺，从御船跳入海中，那一瞬间，无数宋军将士和宫人纷纷追随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，他们将战旗缠身，衣物打结，重物绑腰，有的太监将金印系在身上，一同沉入水底，崖山海水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被染成暗红色，海面上漂浮着大量官靴、金属碎片与船只残骸。   张世杰虽一度突围成功，但在得知皇帝与陆秀夫已殉国后，于阳江附近投海自尽，文天祥彼时已被俘，囚禁于元军水营，听闻崖山覆亡，面朝南方三日不食，悲恸至极，南宋的最后一线希望，就此熄灭。   元军随后在崖山刻下石碑，宣称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，据后人记载，工匠在刻字时有意将“灭”字刻得极浅，或许是出于对宋军的不忍，明代史家在查阅元代资料时，也曾提到这一细节，表达了对陆秀夫等人殉国精神的敬意。   崖山之后，中华大地统一于元朝，作为汉族政权的南宋彻底灭亡，宋室宗族流亡海外者有之，入庙为僧者亦有之，传国玉玺从此下落不明，成为历史未解之谜，近代海洋学研究发现崖山海域铁元素含量异常偏高，可能与当年沉入海底的大量金属器物有关。   当地渔民至今仍在每年三月十九日停止捕捞，祭海而不捕鱼，以纪念这场改变历史的海战，这一习俗不仅是对先烈的悼念，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铭记。   陆秀夫的选择，终结了大宋的历史，但也以一种决绝的方式，保住了王朝最后的尊严，他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，只有一个背影，和沉入海水的坚定，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，诠释了忠诚与牺牲的含义，这种忠，不是盲目，而是面对绝境时仍不放弃底线的坚持。